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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2016 三个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难题:当意外来临时

(原标题:我的2016 三个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难题:当意外来临时)

【编者按】

2016年,两部国产剧《欢乐颂》、《小别离》的热播,也让城市“新中产”成为热门话题。2017年初,中央统战部宣传办发布消息称,当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约为7200万人。尽管这一阶层很容易被定位为“中产”,但接受央视采访时,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却认为自己收入水平、资产总量和消费水平还达不到中产阶层。

2017年1月,发表在半月谈网的一篇文章描绘了他们的生活图景:“多毕业于知名高校,从事体面的职业,在大城市安下小家,热爱知识和学习,追求有品质的消费和体验;这又是一个脆弱的族群,下一代的教育、住房、家庭成员的健康都是他们焦虑的来源。”

回顾2016,我们将目光投向他们,讲述他们“挣扎在悬浮状态”的焦虑与彷徨,记录他们为梦想和更好明天的不懈奋斗与期盼。


“哎,不能捡,这个我们不要了噢。”k8凯发周霖拉过85岁老母亲的右手,抽出一张花花绿绿的传单,扔回垃圾桶里。母亲左手紧紧拉着她。“乖哦。”周霖伸手理理母亲的鬓角,牵着她继续散步。母亲嘿嘿一笑,望着垃圾桶,一步三回头地跟上。

相似的场景一路重复了三四次。周霖今年60岁,是母亲唯一的独生女。三年前,母亲被确诊为阿兹海默症(即民间俗称的“老年痴呆症”)中晚期。

我的2016 三个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难题:当意外来临时

周霖带着母亲外出旅行。 采访对象供图

“水深火热”

“包包呢?”出门散步前,周霖问母亲。母亲乐呵呵地从沙发上翻出一个小包斜挎好。包里有一个老式手机,简单拨号设置为周霖的号码。还有一串记录了母亲基本情况和住址的名牌,和一个小小的卫星定位跟踪器。

周霖打开自己的手机捣鼓了两下,屏幕上出现地图和两条蓝色的线——跟踪器会记录母亲早晨在小区内散步的线路,如果超出周霖设定的小区范围,就会响起警报。她打开另一个软件,指着门上的感应器:“这个也是,只要开关门都会记录,我们都能知道。”

家里的空调上方安装了摄像头,卧室和厨房也各有一个。这些智能产品都是儿子周祎安装的。

周祎是独子,生于1982年,周霖在政府机关上班,响应计生号召只生了周祎一个。后来重组家庭,丈夫也带了一个儿子,家里才算有了两个小孩。

作为母亲唯一的女儿和孩子的母亲,年过花甲的周霖一度很焦虑。

母亲从2015年春天开始情绪失控,变着花样指责、辱骂家人,在家见什么扔什么,把东西往人身上砸,谁要靠近她就歇斯底里破口大骂,拳打脚踢。“甚至咬我、向我吐口水。”周霖回忆起当时的日子,用“水深火热”来形容。

那时她整夜整夜地失眠:“觉得这辈子我可能完了,要被母亲折磨死。”安眠药吃了两年,直到现在,不吃就睡不着觉。丈夫本来身体也不太好,这一来几乎郁闷到了抑郁的地步。儿子周祎那时还远在国外工作。

“我只能孤军奋战。”她说。母亲住院,别人家五六个子女轮流来守,她一个人,24小时陪在床边,心力交瘁。恰逢单位组织体检,医生通知她说,体内可能存在恶性包块,需要进一步复查。周霖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:“谢天谢地,这下可以早死早解脱了。”

民政部《2015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显示,截至2015年底,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.22亿,占总人口的16.1%——按时间推算,这批人正是“独生子女政策”的践行者。

在周霖看来,自己如今经历的,很可能就是20年后,下一代因政策而批量出现的独生子女所要面临的。她因而分外体谅儿子:“我以后要是老年痴呆,送养老院,一点儿都不要含糊。”丈夫也说,坚决不要再给下一代添负担。

丈夫的父亲在峨眉山脚下的养老院住,一个月2000元钱,有人给送饭送药,洗澡洗衣,周霖一家每月都会去探望。“很多人不理解,好像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是不孝、大逆不道。但没有这个(照顾)能力的时候,你就一定要把他交出去。”周霖神情严肃。

根据卫计委等部门的指导意见,国家养老服务的基本原则是:对多数老年人,以社区和居家养老为主 ;对有需求的失能、部分失能老年人,以机构为依托,做好康复护理服务,着力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。

2015年5月,周祎回国,召集所有人为外婆制定了特殊护理方案。考虑到老人常年独自生活的习惯,两代人举全家之力又买了一套房给老人住,与周霖家只隔一栋楼。此前周霖给周祎买的婚房也在同一个小区。周祎觉得母亲很有远见:“可以相互照应,也不会说太近,住在一起产生代际冲突。”